冬日之湖

分的规律，因而我们的结论往往荒谬不堪，当然这并不是由于大自然的不规则或混乱引起的，而是因为我们在计算时，对某些基本原理还是一无所知造成的。我们所掌握的规则和和谐，往往通过我们考察过的事物体现出来，但更多看似矛盾、实际却交相呼应的法则，它们产生的和谐却有更惊人的力量，只是我们还未发现而已。我们的特殊规律都来源于我们的观点。在一个旅行家的眼中，每当他向前迈一步，山峰的轮廓就会变化一番，尽管山峰的形态是绝对不变的，但它却有无数的侧面。即便将它劈裂，将它钻穿，也无法窥见其全貌。

    据我观察，伦理学的情况和湖的情况一样。这就是平均律。用两条直线来测量规律，不但指示我们观察宇宙中的太阳系，还指示我们观察人心。譬如，一个人特殊的日常行为和日常生活所组成的集合体，分别为长度和宽度，然后我们就可以画出两条直线，连接他的低洼处和进口，两条直线的交汇点，就是他性格的最高峰或最低处。或许当我们知道这个河岸的走向和他周围的环境，我们就可以推测出他的深度和暗藏的奥秘。假如他四周群山环绕，湖岸险峻，高山林立，景色在胸中呈现，那他的深度深不可测。但一个低平的湖岸就能将这人在某一方面的肤浅展露无疑。如果一个人的前额很宽大，那说明他的思想很深邃。在我们低洼处的入口也都有一个沙洲，就是说，我们都有特殊的倾向。每一个低洼处，在一定的时期内，都可能是我们的港湾，我们在这里待得特别长久，几乎被永久地束缚在那里了。这些倾向并不都古怪可笑，它们的形式、大小、方向都取决于岸上的岬角，也就是古时地势升高的轴线。当沙洲由于暴风雨、潮汐和水流的原因而逐渐升高时，或者当水位落下它冒出水面时，它起先仅露出隐藏着思想的一小块地方，后来却独立为一个湖泊，与宽广的海洋隔开了。在思想进入一番新境界后，也许湖水由咸变淡，也许渐变为淡海、死海，或者沼泽。而每一个人降临到尘世，我们是否可以说，就像沙洲升到了水面上？的确如此，我们的航海过程了无生趣，大体来说我们的思想虚无缥缈，在看不到港口无法停靠的海岸线上，最多和诗意的小港还有些来往，否则就驶进公共的大港埠，停靠在科学这枯燥的码头上。

    在这里他们被拆卸重新组装以适应世俗，并不存在一种潮流还能让它们保持独立性。

    除了降雨下雪和湖水蒸发外，我并未发现瓦尔登湖的出入口。尽管用一只温度计和一根绳子可能会找到，因为水流入湖地方的湖水，在夏天温度最低，冬天温度最高。1846至1847年，有人被派到这里来挖掘冰块。有一天，他们准备把一部分冰块运上岸，但囤冰的商人拒绝购买，因为这部分的冰比其他的要薄两三英寸，挖冰的工人因而发现了湖的其中一个入口。他们也曾指给我看那出口，从那里漏出去的湖水，经过一座小山，到达附近的一片草地，他们让我蹲在一个冰块上把我推过去看。那个小洞穴在水深10英尺之外，但是我敢说不填补它都没事，除非以后看到更大的漏洞。有人出主意说，假如这样的大漏洞确实存在，假如湖水确实流到草地上的话，有一个方法可以尝试一下，只要将一些彩色的粉末或木屑撒在洞口，然后在草地上的泉源口安置过滤器，就可以找到被流水冲刷而去的屑粒了。

    当我勘察16英寸厚的冰层时，它们也像水波一样随风略微地波动。

    大家都清楚在冰上不能用酒精水准仪。因为在冰上安置一根刻有度数的木棒，再用放在岸上的酒精水准仪对准它来观察，虽然冰层似乎跟湖岸紧紧相连，但离岸一杆处的冰层，最大的波动就有四分之三英寸，湖心的波动恐怕更大。假如我们的仪器再精密一些，地球表面的波动我们都可以测出来。安置水准仪的三脚架，两条腿放在岸上，一条腿放在冰上，把水准仪对准第三只腿并且观察时，冰上极微小的波动对照湖对岸的一棵树都会产生数英尺的差别。当我开始为测量水深挖洞之时，在积雪和冰层的中间是三四英寸的水，厚厚的积雪让冰层下沉了几英寸。洞挖好后，水立刻形成一道漩涡奔流下去，形成一条深深的溪流，连续流了两天，并把四周的冰都磨光了，这虽然不是湖面变得干燥的主要原因，但这一原因不容忽视。因为水流进去的时候，平面提高，冰层浮起，这就像在船底下挖个洞，放水出去。当这些洞冻结之后，又下了雨，接着又来一次新的冰冻，整个湖泊的冰面新鲜而光滑，冰的内部呈现出美丽的深灰色斑纹状图形，宛如黑色的蜘蛛网，也不妨称之为冰玫瑰花球，它是水从四面八方汇流到中心冰冻凝结而成的。也有些时候，我能在冰上低浅的水坑里看到我的双影，两个重叠在一起，一上一下，一个在冰面上，另一个在树木或山坡在冰面的倒影上。

    寒冷的1月，冰雪依然很厚很坚硬的时候，一些精明的村里人就会从这拿冰回去，准备冰冻夏天的冷饮。现在还在1月，他们就想到了7月时的炎热和口渴，这样聪明的人真让人印象深刻，甚至让人觉得悲哀—现在他仍然穿着厚厚的大衣，戴着皮手套呢！更何况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还需要他操心准备。或许他并没在这世上准备珍贵的东西，以供他将来在另一世界冰冻夏天的冷饮。他砍着、锯着坚硬的冰，拆掉了鱼儿房子的屋顶，将冰块和寒气用锁链像捆木料一样捆绑起来，用车运走，在寒冷的天气里，运到冬天的地窖中，储藏在那里，静候炎夏的来临。当它们被拖进村子时，远望过去好像是固体的碧空。这些挖冰之人都是乐观开朗的人，幽默而具备游戏精神。每当我走到他们中间时，他们经常请求我站在下面，帮他们用锯子一上一下地锯冰。

    在1846至1847年的冬天，100个有北极血统的人突然来到这里。那天早晨，他们驾着好几辆车蜂拥而至，车上载着各种笨重的农具、犁耙、播种机、铡草机、铲子、锯子、耙子，还有雪橇，每人手中还拿着一把两股叉。这种两股叉在《新英格兰农业杂志》和《农事杂志》上都没有记载。我不知道他们到此是为了播下冬天的黑麦，还是播下最近从冰岛引进的新品种。我没看到他们准备肥料，因而判断他们和我一样，以为泥土已经闲置得很久了，所以不准备深耕。

    他们告诉我，有一位没有露面的乡绅，想让他的财富翻一倍。据我所知，那笔财富大概是50万。现在，他为了在每块金元上再增加1金元，而将瓦尔登湖唯一的外衣剥去。不！是在寒风凛冽的严冬剥掉了它的皮！他们马上开始忙碌，耕、耙、犁，按照农活的程序一步一步地进行，一切都井然有序，他们似乎要把这里变成一个典范农场。但是当我注意他们要播什么种子时，我身边的人们则开始耕种那块处女地，他们使出浑身的劲儿，一下子钩到沙地里，或者钩到水中，因为这片土地很柔软—那里所有的大地都是如此—然后他们立刻用一辆雪橇把它运走。他们一定是在泥沼里挖泥炭，当时我这样推测。他们每天这样随着火车的呼啸声来来去去，仿佛他们从北极来，再回到北极去，我觉得他们就是一群北冰洋上的雪鸟。

    这情景有时也会引起瓦尔登湖的愤慨，她像一个印第安女子一样开始复仇。走在队伍后面的一个雇工，一不留神滑进地上一条通往地狱的冰缝中，于是刚才还英勇无比的人现在奄奄一息，他的体温降到了冰点，能够躲进我的木屋取暖，算他幸运，他不得不承认火炉带来生命复苏的力量。有时候，那冰冻的土地能将犁头的一只钢齿折断；有时犁头深陷在犁沟中，非得将冰挖破才能取出来。

    老实地说，监工统领着100个爱尔兰人每天都从剑桥来这儿挖冰。

    他们将冰切割成一块一块的，那方法众所周知，无须赘述。这些冰块放在雪橇上被运往岸边，然后再迅疾地被拖到冰站上，在那里再用抓手、滑车、索具搬到台上，就像一桶桶面粉一样，一块块整齐地排列，又一排排地叠加起来，仿佛他们要垒一个高耸入云的塔基一样。他们告诉我，努力工作一天能挖1000吨冰块，那是每一英亩地生产的数目啊。冰面上出现很深的车辙和安放支架的摇篮洞，他们仿佛就在大地上行走一样，这是由于雪橇在上面来回的次数很多以及马匹在挖成桶状的冰块里啃麦子的缘故。他们在户外叠起一堆冰块，高35英尺，约六七杆见方，并在外层中间放上干草以阻止空气的侵蚀，因为寒风尽管凛冽，但还是能在中间找到路线吹出裂纹，以至于冰块最后没有什么可以支撑依靠的，就会全部倒翻。

    开始时我觉得那很像一个巨大的蓝色堡垒、一座伐尔哈拉殿堂，但当他们把粗糙的草皮填到缝隙中去，上面结了一层白霜和冰柱时，看起来倒像一个古色古香长满苔藓的灰白色废墟，全部用蓝色大理石建成的冬神居住地，就像我们在历书上看到的画片那样—他的陋室，仿佛有意要同我们一起度过夏天。据他们推测，冰块有25%到不了目的地，2%至3%将在途中被损失。但是更多冰块的命运和当初设想的并不一样，因为冰块不能保藏那么好的原因是它里面有较多的空气，或者其他原因，这部分冰就没能被送到市场上。这一堆冰是在1846至1847年垒起来的，估计有一万吨重，后来用干草和木板钉起来，第二年7月开了一次箱，拿走一部分，其他的就曝露在太阳下，整个夏天和冬天就这么矗立着度过去了，直到1848年9月，它们还没全部融化掉。最后，一大部分还是被湖收纳了。

    瓦尔登湖的冰像湖水一样，近看一片碧绿，远望则呈现出美丽的蓝。你毫不费力就能辨认出来，哪里是河上的白冰，或是四分之一英里以外其他湖上微绿的冰，而这是瓦尔登湖的冰。有时挖冰人的雪橇上掉下一大块冰，躺在村中的街道上长达一周，像一块巨大的翡翠，能吸引所有过路人的注意。我注意到瓦尔登湖的湖水通常是绿色的，一旦结冰后，从同一观察点望去，它就变成蓝色。所以有时候冬天湖边的低洼地，盛满了像它一样碧绿的水，但往往第二天，它们就冻结成蓝色的冰。也许水和冰所包含的光和空气能折射出蓝色，越透明，蓝色的纯净度越高。冰是我沉思过程中最有趣的一个题目。他们对我说，他们储存在富莱喜湖的冰栈中的冰块已有5年，仍旧完好如初。

    为什么一桶水放时间长了就会发臭，而冰冻之后却永远甘甜呢？所以人们会说，这正是情感和理智的不同所在。

    所以一连半个多月，我从我的窗口看到，100个人整天像农夫一样忙忙碌碌，浩浩荡荡地带着牲口和一应俱全的农具。这样的情景，我们常常在历书的封面上看到。每当我从窗口望去，便会想到云雀和收割者的寓言，和那收播者的比喻，等等。如今，他们都离开了。大约一个月后，我从窗口眺望瓦尔登湖水，那是纯净的海绿色，它倒映着白云和树木，将蒸发的水汽缥缈地送往天际，丝毫看不出有人曾站在它上面的痕迹。也许我又能重新听到孤独的潜水鸟潜入水底，一边整理羽毛，一边放声大笑，或许我还能看到孤独的钓鱼者坐在船上，驾着一叶扁舟，而他的身影倒映在清澈的湖面上，但是不久前在上面还有100个爱尔兰人在忙忙碌碌地工作。

    这样看来，那些挥汗如雨地居住在查尔斯顿、新奥尔良、马德拉斯、孟买和加尔各答的人们，会紧随其后来我的井中喝水。清晨，我沐浴在《对话录》这充满智慧的哲学当中，自从完成这部史诗之后，宝贵的时光不知逝去多少，而和它相比，近代世界以及它的文学是多么地猥琐而微不足道。我曾质疑，这种哲学是否仅仅为从前的生存状态而生，它的高尚距离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如此的遥远！我放下书本，跑到井边去喝水。看啊！在那里，我碰到婆罗门教的仆人，梵天和毗瑟奴和因陀罗的僧人，他仍然坐在恒河上的神庙中，诵读着他们的吠陀经典，或者在树根上休息，手中唯有一些面包屑和一个水钵。他的仆人来给主人提水，我们的水桶在同一井内碰撞。瓦尔登湖纯净的水和恒河的圣水早已混合在一起。和风吹拂，清流经过阿特兰蒂斯和海斯贝里底斯这些传说中的岛屿，绕过汉诺、特尔纳特、迪达尔和波斯湾的入口，与印度洋的热带风汇聚，到达连亚历山大大帝也只闻其名的一些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