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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章 有个大胆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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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内再次陷入寂静,朱由校轻轻抚摸着御座上的青铜龙头,长袍下的脚轻轻的打着节拍,也不催促。

    袁应泰脑中飞转,以官兵在大沽口建新港,其背后的目的不言自明,那就是为海船提供口岸,即意味着天子有意开海禁。

    那么,到底何为海禁?

    海禁得从头说起,太祖建国后采取‘重本(农业)抑末(除农业意外的工商等行业)’的国策,以军屯、民屯、商屯等措施用土地将国人束缚在一隅,以图重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禁止因人口流动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虽国人吃饭问题可以解决,但食盐、衣服、农具等总需要交易,于是明朝便沿袭宋元‘三十税一’政策,开征商税。

    为了体现‘重本抑末’,太祖便规定‘农家许着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着绢布’、‘商人外出,其邻里务必周知…舍客之际,辩人生理,验人引木…恐托业为名,暗有他为’等来抑制商业的发展。

    因国初商品经济水平比较地下,商税所占比重不大、张士诚及方国珍余党导倭寇出没海上造成海疆不靖等原因,太祖及永乐为保国泰民安,便‘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施行海禁,以‘闭其关,听其自服而不之讨,戒启衅也’。

    明代海禁以备倭为大端,太祖曾说‘朕以海道可同外邦,故尝禁其往来’,只允许官方的‘朝贡贸易’,以‘片板不许下海’严禁民间商人往来。

    海禁在国初确实为国家安定作出了贡献,但事情总是变化的,在不同的时期,海禁政策便松紧不一。

    主要有几个阶段: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时的松弛,到永乐后期因‘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让朝廷不堪重负而严海禁;正德年间西方殖民者的到来,以及嘉靖时‘争贡之役’(1523)让嘉靖下旨再次严海禁;隆庆开关允许海商出海贸易使得海禁松弛;万历时贸易的发展使得海禁废弛。

    再远不论,福建及广东一带的海商在隆庆开关之后允许出海贸易,变得活跃起来。之前说过,商人是资本的人格化——逐利,海船一旦出海,便无法控制。如万历朝鲜战争时,‘禁通日本,然东之利倍蓰[xǐ](数倍)于西,海舶出海时先向西洋行,既远乃复折二入东洋’,‘高桅巨舶,络绎倭国’,备倭也就无从谈起了。

    到万历二十三年(1595)时,巡抚南赣右副都御史谢杰就在《虔台倭纂》中指出海禁现状:“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之愈严而寇愈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人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于是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受走私影响,此时继续来朝贡贸易的只有朝鲜、琉球、暹罗(泰国)等几个小国,其余如安南(越南北部)、占城(越南南部)、真腊(柬埔寨)等国家则通过走私来满足自己对大明茶、丝绸、瓷器的需求,海禁已变成有名无实的一纸空文。

    针对这种情况,朝中基本分成两派,一派为黄嘉善、熊廷弼为首的以‘辽东战事求复开海运以济之’;一派是刑部右侍郎邹元标等东林为首,以民‘不胜其楚、至有鬻子女应差’、‘海寇林辛老等啸聚万计,屯据东番之地,占候风汛,扬帆入犯,沿海数千里,无不受害’为由要求严海防、复加禁约。

    袁应泰虽是东林党人,也能看出海禁如同治水,堵不如疏,将海贸合法化,由市舶司开关收税,则国库自然充盈。

    他在个人名利、团体认知和国家利益之间做着权衡……

    袁应泰自问自己追求的是什么?酒色权武?不,人追求的就是内心的快乐,而不是获得金钱、权力、爱情、名利的快感,快乐只是人的主观感受,来自内心的充实,而为国为民让能从中找到自我价值。

    “臣恐难当此任。”袁应泰再次叩头道,“臣闻户部早已入不敷出,建港花费将在千万两以上,朝廷无力支付,更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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